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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泽镇的著名景点泊岸江苏：
一、先蚕祠
先蚕祠又名蚕花殿或蚕王殿泊岸江苏，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五龙路口，即盛泽丝业公所，俗称蚕花殿或蚕皇殿。先蚕祠为国家AA级景点，2013年5月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重修，于当年向社会开放。先蚕祠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盛泽丝业商人公建，已经有170余年历史。
二、白龙桥
白龙桥位于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坛丘白龙桥村，其东为蚬子墩，西为小牛荡，所跨河面开阔。清康熙初年建。光绪三十四年（1908）重建，至宣统三年（1911）告竣。南北走向，三孔拱型结构。拱券以纵联分节并列法砌置，全用花岗石构筑，为抗波、防坍，两头筑有泊岸。宽3.80米，长40.60米，中孔矢高5.60米，跨径9.90米。
三、目澜洲
目澜洲在吴江区盛泽镇之南，建于元至元年十四年，因其四面皆水，波澜在目，所以称“目澜洲”。目澜洲分为内外两园，内园即为“圆照庵”遗址，四周环以小溪，溪中遍植荷花。园内花木遍植，各式盆景点缀其间，走道两旁冬青树修剪整齐。目澜洲最南端有一临水而筑的长堤，西半堤垂柳如丝，水影似墨，东半堤遍植紫藤，参差有致，均有几百年的历史。
四、潜龙渠公园
潜龙渠公园是吴江“1058”工程中重要的生态文明工程，以公园中央天然湖泊“潜龙渠”而得名，总用地面积62公顷，其中水域面积27公顷，绿地景观面积35公顷，水面占比达40%。“潜龙渠”湖泊面积有25公顷，与周边京杭大运河、长荡、野河荡都互通。
五、盛泽仲子庙
盛泽仲子庙位于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小口圩，该庙又称御赐仲子庙，又名御赐河内公庙，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系宋高宗赵构御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先蚕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白龙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目澜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潜龙渠公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盛泽仲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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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泊岸江苏的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这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大批水利专家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伟大创造。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它创始于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吴王夫差开凿的从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沟，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从此以后不断地开凿整修，直至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完成了一条由杭州直达北京纵贯南北的人工大运河。大运河全长1782公里（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及其泊岸江苏他局部地区的小运河未计在内），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比巴拿马运河（1914年竣工，全长81.3公里）长21倍，比苏伊士运河（1869年竣工，全长172.5公里）长10倍，比这两条运河开凿的时间早二千多年。
（二） 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营造了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隋唐以后，运河的贯通直接导致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广泛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南北方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和包买商。随着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更直接导致一批运河城市的兴起。由运河开发、畅通而兴起的商业城市，从今日北京南下，经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直到宁波，宛如一串镶嵌在运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其共同特点都是工商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山积、交易繁盛，成为运河上一个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尤其是隋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元、明、清的北京，更是运河区域乃至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 从历史上看，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对历代封建皇朝的政治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运河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中心地位，因而成为历代封建皇朝着力控制的最重要的区域，每一代皇朝统治者也都要凭借运河这个理想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总揽大局，驾驭全国。因此，大运河也就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使隋唐以后政治中心逐渐北移的历代皇朝呈现出强烈的大一统色彩，特别是元朝实现全国统一以后，直至明、清两朝，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从而奠定了祖国大一统局面的坚实基础。
（四） 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加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源地齐鲁地区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更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不断减少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同时也使运河区域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
（五） 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使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为直接而紧密，尤其是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之成为对外交往和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中国的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洲、东非各国纷纷派遣使团和商队来到中国，在各沿海港口泊岸，遂即沿运河航行到达京师及各地，进行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的更直接迁居于运河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内迁各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商人、学问僧、留学生及其他各方人士集中的地区。他们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国外优秀的文化也传播到中国，不仅更加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而且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京杭大运河列为重点发展的内河航运主干线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运河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运河不仅承担了繁忙的运输重任，同时还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供水、旅游等多种综合效益。历经沧桑，饱受风雨后的古运河，经过治理，必将重新焕发出青春的生机，对今后运河沿线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吴喜，吴兴临安人。是领军府白衣吏出身。后得推荐为主书书史，后来大将沈庆之征蛮，把吴喜带泊岸江苏了去，作为和中央联系时的一个来往使者，在这期间遇到了后来的孝武帝刘骏，并得到了赏识。刘骏即位后，将泊岸江苏他提升为主书，后历任至左右尚方令，河东太守，殿中御史。大明年间中，黟、歙二县有亡命之徒数千人起事，攻破县邑，杀害官长。朝廷遣数千精兵讨伐多次都大败而回，后孝武帝遣吴喜带了几十人去“诱说群贼”，贼即日归降。这是吴喜才华的第一次发挥。
临危受命
孝武帝刘骏死后，刘子业即位，是为废帝，前朝旧臣为之诛除殆尽，诸王之命悬于一线，就在他准备杀死刘彧等几个叔叔的前一天，宫廷事变，刘子业被杀，刘彧仓猝即位，是为宋明帝。当时大臣邓琬、袁顗等人已奉晋安王刘子勋举兵于江州，孔凯等人奉寻阳王刘子房起兵于会稽，都不承认刘彧的皇帝地位要讨伐他，于是开始了刘宋王朝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战争开始时天下州郡大都倾向刘子勋，刘彧所有的不过是建康周围数百里之地，且因为朝廷最富庶的三吴之地已为敌国，资粮军饷都十分缺乏，按当时大将薛安都的话是：可拍掌笑杀耳。当时战场主要有两处，一个是在现在安徽繁昌一带的长江上，面对的是邓琬、袁顗、刘胡的大军，这是西线；一个就是三吴地区，也就是现在江苏宜兴、苏州和再往下包括浙江的江南地区，这是东线。这两个战场，西线应该说是主战场，双方的主力都在这里，但对于刘彧政权来说，东线更紧急，因为一方面它太靠近京城，随时会对建康造成致命威胁，另一方面三吴地区历来是京师粮食的依靠，经济地位太重要了。但迫于西线的压力，朝廷又一下抽不出那么多兵力去东线。这这种形势下，吴喜应潮而生，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喜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
对于吴喜的自告奋勇，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吴喜出身于刀笔小吏，出仕后做的都是文官，从不曾领过兵，不能派他去。而刘彧独排众议，立即封吴喜为建武将军，“简羽林勇士配之”。吴喜就带着这三百羽林军踏上了征程，很快就以一系列令人眩目的胜利证明了刘彧的慧眼识人。
席卷三吴
一月底，吴喜于义兴郊外大破东军，进抵城郭，逼敌军断水筑垒自守；二月一日，吴喜军渡水分兵攻诸垒，以兵少不敌，吴喜乃领数骑登高指挥，假装有大军四面俱进，东军一时惊溃，当天夜里义兴城平；二月三日，破吴兴；四日，破晋陵（今常州）；九日，破钱塘；十九日，渡钱塘江，破西陵；二十二日，平会稽，斩孔凯，擒刘子房送京师，三吴皆平。东军主（就是实际的领兵官）共七十六人，于阵斩十七人，其余皆被俘。吴喜以三百人起家，于一个月里横扫江南，所向克捷，就此一鸣惊人，成为方面大将。
东线战火沉寂，西线却是激战正酣。邓袁起兵后，大军顺流而下，在途中遭到台军阻击，连番交战，台军屡胜，但西军援军不断，战事胶着在鹊洲、浓湖（即今安徽繁昌一带）的长江两岸。台军的统帅是皇帝的弟弟建安王刘休仁。在这个战场上，双方都投入了十万左右的兵力，可以说生死在此一决。吴喜平定三吴后，即率所部五千人西上，参加了这场大战，并在数次战斗中亲自冲锋，皆获胜，有一次战马都被敌人拉住差一点做了俘虏。双方在僵持了几个月后，台军方面的将领张兴世提出了一条奇计，他说：“西军据大江上流，兵强地胜。泊岸江苏我军与之相持有余，却不能制他的死命。离此溯江而上不远的钱溪，江面非常狭窄，离主力又不远，下面正好是急流，上流船下来一定会在这里泊岸，旁边不远有一条支流正好可以屯驻我们的水军，这里以千人守险，万人不能过。我们若派一支奇兵悄悄绕出敌后，抢占这里，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进退皆难，粮运又艰，我们就可以一举制敌。”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冒险的作战计划，获得了沈攸之和吴喜的大力赞成。于是张兴世受命率战士七千、轻舟二百开始了行动，他以一连串的假动作骗过敌军，一举突破敌人防线，溯流西上，西军争之不胜，正在西军大将刘胡亲领大军来争时，建安王休仁派沈攸之、吴喜等以水军猛攻浓湖，刘胡军还距钱溪数十里时，闻战报，仓皇退回，等他回来，台军已退，就在这一来一回时，张兴世营寨已固，不可动摇了。从此胜利的天平转向了刘彧一方。钱溪一战，大胆迂回敌后，以运动战调动敌人，前后呼应，最终形成夹击之势，是战史上的典型范例。西军后来数次派军来争钱溪，皆为张兴世所破，而自江州运来的粮食屡次被张兴世夺取，西军进退失据，粮食又缺，军心大乱。自五月张兴世进占钱溪，八月西军内外交困，刘胡率众先逃，袁顗大骂刘胡，也是逃之夭夭。主帅逃走，西军顿时大乱，泰始二年八月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西军大营，纳降卒十万，遣沈攸之、吴喜等追击逃敌。九月，江、荆、雍、湘、益州相继克复，这场牵动整个南方的大战以刘彧一方的彻底胜利而告终。不过，经过这场大战，刘宋王朝元气大伤，不久由于处置失当，薛安都降北魏，南朝争之不胜，遂失淮北之地（包括今山东一地），终南朝之世不曾夺回。再过不久，刘宋也走上了亡国的道路。
鸟尽弓藏
大战之后，吴喜以克定荆州，封为前军将军，竟陵县侯，食邑一千三百户。泰始五年，转骁骑将军，就在这年，北魏攻豫州，吴喜统诸军出讨，大破敌军于荆亭。军还，复以本位兼左卫将军。六年，又以督豫州诸军事率军向豫州拒北魏。第二年，被召回京都，从此走向他生命的终点。
刘彧晚年为确保年幼的太子能掌握权力，屠戮宗室与大臣，杀死刘休祐，赐死建安王刘休仁，五月，皇帝以太子屯骑校尉寿寂之勇健，诛之。六月，刘彧以巴陵王刘休若为江州刺史，同时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亲笔信给他，邀请这个弟弟进京赴七月七日的乞巧节家宴。七月，刘休若至建康，第二天就被赐死于家中。到这时，刘彧的兄弟只剩下一个又笨又傻的桂阳王。
接下来，屠刀移向了大臣们。萧道成在淮阴宾客甚盛，有谣言说他有天子相，“上忌之”， “封银壶酒”让吴喜拿去赐给萧道成。萧道成以为死期已至，准备逃走，吴喜一把把他拽住，说：“你怕什么，我喝给你看！”首先喝了一大口，萧道成才放下心来，“饮之”。吴喜回朝后，对皇帝说萧道成坦然饮之，别无二心，皇帝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此将萧道成这个日后刘宋王朝的终结者轻轻饶过了。但后来有人把当时的情景告诉了皇帝，皇帝反而对吴喜起了杀心，认为他在市恩。
过了一天，皇帝请吴喜入内殿吃饭，饮宴尽欢。当夜，回家后的吴喜被毒酒赐死，时年四十五岁。
吴喜死后，皇帝为了安抚还活着的大臣们，把他的罪状公布。总的来说，吴喜的罪过有这么几条：他太能干了，智数绝伦，不容易驾驭；吴喜为人宽厚，众心所附，又喜欢收纳亡命之徒，以至军中只知有吴喜不知有皇帝；在他东征前，曾向皇帝保证，把会稽的寻阳王刘子房就地处决，而他后来居然把刘子房又送进京，让皇帝为难，证明他有投机心理；在寿寂之被诛后，吴喜恐惧，向皇帝打报告辞职，证明他对皇帝有了疑心；当然还有一条就是贪污。总之，皇帝认为吴喜“不可奉守文之主”，自己在一天可以制他一天，自己一天不在了，太子是万万制不住他的，所以该死。在诏书的最后，刘彧说对于那些所谓大将的使用，就好象服五石散，当人患寒疾时要用他来治病；当散的热势发动时，就要“去坚积以止患”，将军是打天下的，天下已定，这些人就变成潜在的祸害，不能想着他们昔日的功劳而有丝毫的手软——“岂忆始时之益，不计后日之损；存前者之赏，抑当今之罚。非忘其功，势不获已耳。”
宋明帝泰豫元年（公元472年）四月己亥，刘彧驾崩，临终以褚渊、刘勔、袁粲、蔡兴宗、沈攸之并受顾命。“褚渊素与萧道成善，引荐于上，诏又以道成为右卫将军，领卫尉，与袁粲等共掌机事。”也就是任命萧道成总管禁卫军，参与辅政，萧道成最终埋葬了刘宋王朝，成为南齐的开国皇帝。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当时世界上泊岸江苏的强国。它经历泊岸江苏了初年唐太宗（公元626—649年在位）的励精图治泊岸江苏，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安定局面，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了唐玄宗（公元712—756年在位）时，出现了“开元盛世”。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富强，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对海外亚非各国的贸易及其他各种性质的海外交往也加强了，促进了造船和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
唐朝有很多造船基地。如宣（今安徽宣城）、润（今江苏镇江）、常（今江苏常州）、苏（今江苏苏州）、湖（今浙江湖州）、杭（今浙江杭州）、越（今浙江绍兴）、台（今浙江临海）、婺〔wù务〕（今浙江金华）、江（今江西九江）、洪（今江西南昌）、扬（今江苏扬州）等地。南方沿海的福州、泉州、广州，东方沿海的登州（今山东烟台）。这些造船基地设有造船工厂，能造各种大小船只、海船、战舰等。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以高丽不听勿攻新罗谕告，决意兴兵击高丽。命洪、饶（今江西波阳）、江三州造船400艘以运军粮。命张亮率兵四万，战舰500艘自莱州泛海取平壤。唐代肃宗、代宗时，理财家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时，在扬子（江苏仪征）设10个造船工场，置专知官督办造千石大船，说明唐时有极强的造船能力。每年建造的船只越来越多，仅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南）、温州两地就每年可造各类船只600艘，不但造船数量日益增多，而且造船的工艺水平日益先进。大历贞元年间（公元766—805年）富商俞大娘有大船，这种船称“俞大娘”。江湖语曰：“水不载万”，意思是说大船不过载八九千石。然而“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溥〔pǔ普，广大之意〕，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不啻载万”，就是说差不多达到一万石的载重量了。“开巷为圃”是说船上可以种花果、蔬菜。驾驶船只的工人就有数百人之多，泊岸江苏我们可以想象“俞大娘”航船规模之大，真像水上居民之乡了。
唐昭宗（公元889—904年）时，久居广州的刘恂〔xún循〕在其所著《岭表录异》中说，岭南制造的“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guāng光〕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制造商船，不用铁钉，只用桄榔须制的绳索缚系船板，再用橄榄糖涂抹，糖干后，船板很坚固光滑。什么是“桄榔须”？刘恂自注云：“桄榔树枝叶并蕃茂，与枣槟榔等小异，然叶有须，如粗马尾，……其须尤宜咸水浸渍，即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什么是“橄榄糖”？刘恂自注云：“橄榄树枝叶上生脂膏，如桃膏，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谓如墨锡，谓之橄榄糖，用泥船舶，干后，坚如胶漆，着水盖干耳。”这种不用铁钉的造船法确有创造性。在缺乏铁钉和桐油的地方更有实际意义。这种情况一说是阿拉伯船只的造船法，一说是两广船只的造船法。也可能外国中国都有这种造船法或类似的造船法。所造船只能航行于南海、印度洋海域中。
唐朝的造船技术在当时可称得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最突出的是在造船工艺上已广泛使用了榫接钉合（又称钉接榫合）的木工艺和水密隔舱等先进技术。
榫接钉合的木工艺比不用铁钉的造船法要优越、坚固得多。1960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施桥镇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1973年在江苏省如皋县又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这两条唐代木船都采用了榫接钉合技术，而扬州出土的船更采用了斜穿铁钉的平接技术，比如皋出土的木船采用的垂穿铁钉的搭接技术更先进。唐代大海船还建有水密隔舱，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就有九个水密隔舱。这就增强了船的抗沉力。水密隔舱是由底部和两舷肋骨以及甲板下的横梁环围而构成的水密舱壁。船中部以前的舱壁都安装在肋骨之前，中部以后的舱壁就装在肋骨之后，这种安排方法可防止舱壁移动，使船舷与舱壁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牢固地支撑着两舷，这就加固了船体的横向强度。由于船的坚固性加强了，就有可能多设船桅、船帆，更适合远洋航行。近代钢船水密舱壁周围角钢的铆焊方法从功用到铆焊部位都与我国古船极为一致，可以认为是从中国古代造船结构形式继承下来的。
我国古代航海木帆船种类很多，沙船、福船、广船在唐代都已成形。其中沙船是我国最古老的船型中的一种。它的历史可追溯到遥远的年代，早在出土的独木舟及甲骨文■（舟）字就可以看到它的平底、方头、方艄的特征。在山东日照等地有许多沙船，相传是越王勾践由会稽迁都琅邪时遗留下来的船型。这都可说是沙船的前身了。据康熙《崇明县志》载，“崇明县乃唐（高祖李渊）武德间（公元618—626年）涌沙而成”。又载“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可知沙船产生于唐代。沙船的特点是宜于行沙防沙，可安然“坐”在滩上。“江南沙船之往山东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日知录集释》），所以又称“防沙平底船”，至明中叶后嘉靖初始通称沙船。它又有宽、大、扁、浅的特点，具有稳定性。为了提高航速，大中型沙船都采用多桅多帆。帆大多是密杆硬篷的长方形平衡纵帆。沙船多行于北洋航线，太湖一带渔民称沙船为“北洋船”，但在南方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也有使用。江南的稻米、丝绸等多用沙船北运。
福船和广船以产地而得名，是适应我国南方海阔水深多岛屿地理环境的两种船型。利于破浪，多走南洋深水航线。
福船船型首尖尾宽两头翘，尾封结构呈马蹄型，两舷边向外拱，有宽平的甲板，有连续的舱口，舷侧用对开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较大。造船用材主要是就地取福建盛产的松、杉、樟、楠木。有些船的首或尾尖，舱是活水舱也叫浮力舱或防摇舱，随着船首或尾的上升或下降，活水舱中的水可流入或流出，减少船的摇摆，狭长的舵向前斜插，大桅上悬挂着用布制加筋的疏杆硬篷，帆型略呈三角形。
广船船型首尖体长，吃水较深，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和较大的续航力。船体结构横向是以密距肋骨与隔舱板构成；纵强度依靠龙骨和大�。造船材料多采用荔枝木、樟木，还有一种产于广东的乌婪木。舵板上开有成排的菱形小孔，操纵省力，上悬布质硬帆。
福船、广船历史悠久，它是我国圆底或尖底首部尖削的独木舟发展而来，它们在唐代已发展成形并在运输、贸易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系，全国的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当时人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旧唐书·崔融传》）
唐承隋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约30里置一驿站，全国有水驿260所。水陆相兼驿86所，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政府文书的传递。
唐代航海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舟师以航海技术高超闻名于世。亚洲东南方的信风季风规律已被我国舟师充分利用。人们对航海天文知识也较以往有了更多的了解。唐代王维《送秘书鼎监还日本国》诗中有“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句，唐代沈佺期在《度全海入龙编》诗中说，“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都说明了航行中观察天体，利用信风和季风的情况。
由于唐代航海业发达，对海洋潮汐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约在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前后，浙江人窦叔蒙著《海涛志》（又名海峤志》）六章，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潮汐专著。他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了潮汐变化与月球运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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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风波起”的下一句是冥冥日沉夕。
出自《夕次盱眙县》，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作品。韦应物（737～792），中国唐代诗人，汉族，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文昌右相韦待价曾孙，出身京兆韦氏逍遥公房。今传有10卷本《韦江州集》、两卷本《韦苏州诗集》、10卷本《韦苏州集》。
这是一首写羁旅风波，泊岸停宿，客居不眠，顿生乡思的诗。
原文如下：
落帆逗淮镇，停舫临孤驿。
浩浩风起波，冥冥日沉夕。
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
独夜忆秦关，听钟未眠客。
译文如下：
降落白帆，逗留河边小镇。停下行船，面对孤独客栈。
浩浩晚风，吹起一河碧波；彤彤夕阳，沉于冥冥溪边。
行人已归，城郭渐暗，平沙落雁，芦花点点。
月夜独忆家乡，听钟未能成眠。
词句注释如下：
⑴次：停泊。盱眙（xūyí）：今属江苏，地处淮水南岸。
⑵逗：停留。淮镇：淮水旁的市镇，指盱眙。
⑶舫：船。临：靠近。驿：供邮差和官员旅宿的水陆交通站。
⑷浩浩：盛大的样子。
扩展资料：
此诗当作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3年），时诗人出任滁州刺史。盱眙，县名，韦应物自长安赴滁州经过此地。
这首诗写旅途中的客思。诗人因路遇风波而夕次孤驿，在孤驿中所见全是秋日傍晚的一片萧索的景象，夜听寒钟思念故乡，彻夜未眠。一片思乡之情和愁绪全在景物的描写之中。诗的妙处，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此诗对旷野苍凉凄清的夜景极尽渲染，把风尘飘泊，羁旅愁思烘托得强烈感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夕次盱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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