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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安定隶属哪个区安定坊江苏路？
如果你问安定坊江苏路的是街区安定坊江苏路，上海有安定坊与安定村安定坊江苏路，都在长宁区。如果你问的是安亭镇则安亭在上海市嘉定区墨玉路79号。
上海市-嘉定区-墨玉路79号
① 上海有个安定坊在长宁区
地址信息安定坊江苏路：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284弄3-31号
② 还有一个安定村也在长宁区
地址信息：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82弄89号
驾车路线：全程约3.7公里
起点：安定坊-东门
1.从起点向正南方向出发，沿江苏路行驶140米，调头进入江苏路
2.沿江苏路行驶670米，左转进入长宁路
3.沿长宁路行驶1.9公里，左转进入中山西路
4.沿中山西路行驶73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右侧)
终点：中山西路640号
1966年9月3日，凌晨，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一代翻译巨匠傅雷先生与夫人朱梅馥双双自尽。从此天下再无这样的父亲，也再无这样的家书。
《傅雷家书》被称为呕心沥血的教子之作，自1981年问世以来，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修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荣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发行量累计已达百万册。本书虽不是为发表而作，但都是发自内心的性情文字，全面地展示了傅雷夫妇与儿子傅聪的精神交流，再现了傅聪成长的家教背景，展现了傅雷家风。
为什么《傅雷家书》会久经不衰？原因在于它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正能量。“人格教育”贯穿全书始末，傅雷反复强调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告诫儿子待人要谦虚有礼，在他看来，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
傅雷对我国音乐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不仅仅是培养了我国第一位世界级的钢琴演奏家傅聪，也在于对音乐教育提出了宝贵的看法和建议。
傅雷蒙受历史的误会，被错划为“右派”，命运的旋律急转直下，父子俩同遭厄运，傅聪远走英国，与家里断绝音信，有国难回，侨居伦敦以琴艺谋生。后来由于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的关怀，才得以与父亲继续通信。
正是因为傅雷是这样一个人，即使生活万难也不向权贵低头的高尚品质，所以当傅聪不为谋生而奔走权贵时，这一做法秉持了艺术家的尊严与清高，得到了父亲的大力赞赏，他的内心可以说是欣慰的，也是为儿子感到骄傲的。
傅雷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过分追求物质的守财奴，也不愿意他缺乏对金钱的重视而成为金钱的奴隶。
家书中提到钱的笔墨也占了多次，并不是傅雷将金钱看得很重，而是他时刻提醒着儿子既不能贪财，也不能平白无故丢了钱财。告诫自己的孩子在生活中要简朴，傅雷早年当家，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所以在生活中不得不精打细算，因而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傅雷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正视钱财的去向。
陆游留下的那句话早已传过千千万万遍：天下之事，常成于勤俭而败于奢靡。
回想如今的我们，对于钱财似看重又似不看重，看重是因为凡是与钱搭边的事儿往往最容易引起矛盾，而不看重是因为我们对钱的观念并不清晰，时常贪图一时之乐，并未能把钱财用在对处。
傅雷在金钱观的方面也向儿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让儿子树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有钱不能乱花，也要明确每笔钱财的流向，把钱花在正途上。
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对于金钱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我们常常沉迷于物质带来的短暂快乐，其实也会给我们带来对物质贪欲上的痛苦，有了正确的金钱观，我们才会减少对金钱的贪执，知足常乐。
父母对孩子的付出往往大于索取，这也是人之常情，也是生活中大多家庭的常态。父母总向我们道不需要，尽管需要而到出口时也变成了不需要，只是为了不给孩子增添任何负担，父母对孩子的爱不可估量，也无法言说。
无论孩子遇到什么困难，第一个站在我们身后的，绝对是那满脸皱纹的父母，他们总会义不容辞的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成为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傅雷对孩子的关爱和体恤既令我们辛酸又令我们敬佩，即使自己已经沦落到食不果腹、疾病缠身的境地，依然不愿向儿子求助，唯恐增添他的经济负担。
傅雷对待儿子的一切犹如母亲般的细腻，对儿子的爱也是无微不至的，即使工作繁忙，在写信时也处处周到，为儿子百般操心，在各方面为其提上最中肯的建议。
他的细腻之处也一度令我动容，相关于儿子的一切他都是观察甚微的，信中提及傅聪在《音乐与音乐家》杂志上的签名，聪字的最后一笔写的不够规范。傅雷发现问题的同时还将不同写法的书写标在了信上，这足以见他对儿子备至的关注，也侧面反映出他做事一丝不苟的态度。
尽管是一个高傲的父亲，但在亲情上，他的心也总是软的，他也会因为收到孩子的一封信而欣喜，他的快乐就只是那么简单而已。
古语讲：人莫不爱其子，亦莫不爱其身。
“爱其子”是人之常情，“爱其身”更是人之本性。傅雷夫妇用自己深厚豁达的情怀哺育儿子，给他无微不至的爱，而不求回报，从不以亲情为裹挟，如此深明大义，实属难得。
早年，傅雷因受罗曼罗兰的影响而喜爱音乐，在音乐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从中我竟读到了一丝酸楚，除了儿子，他找不到人来交流音乐方面的知识，这对于喜爱音乐的傅雷来说，无疑是一种寂寞，是精神上的寂寞，是灵魂上的空虚。所以对于他而言，与儿子畅谈音乐、艺术是他在孤独世界里唯一的慰藉。
在傅雷看来，坚强的最高境界是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它是艺术创造的最高峰，而这种心灵的纯洁也恰巧的人类共同美好的愿望。但赤子是孤独的，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渴望灵魂间的碰撞。
傅雷也在书信中向儿子表明，小时候我们指导你，而如今你已经长大，但自己却在慢慢变老，这时候他不能坐视自己在艺术上某些方面的落后，希望儿子能够常常与自己交流一些事业上的意见。
当然精神上的满足也不仅止在艺术方面，在与孩子交流一切琐碎时也能得到满足，因为能够与孩子持续不断的联系，知晓他的现状，知晓他的想法，参与他的生活。
读完这本书，我久久沉浸在其中，沉浸在傅雷对孩子那份沉甸甸的关爱中，也更加明白父亲对我的爱，它的一股强劲的力量，成为我最坚实的后盾。
在整个家书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傅雷很少空谈大道理，而是通过生活琐事中隐含的大道理来教育孩子。也没有出现命令的口吻，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最终的决定权仍然还在孩子的手中。
一直以来他都是尊重孩子的，让孩子自己做决定，自己拿主意便是一种体现，而这一做法也给天下父母做了很好的表率。
纪念傅雷（1）
1966年9月3日安定坊江苏路，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安定坊江苏路，今年今天，正是20周年纪念。这二十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俗话说安定坊江苏路：“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寄赠的（2），还有两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3），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4），沈仲章给我照的（5），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1939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6），遇到滕固和傅雷（7）。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1943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8），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9），知道他息影孤岛（10），专心于翻译罗曼·罗兰（11）。这一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12）。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13）。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14）。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例。他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15）”。但纪德的法文译本（16），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我说，依照你的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他说“对”。我说：“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
傅雷有一本《国语大辞典》，书中有许多北方的成语。傅雷译到法文成语或俗话的时候，常常向这本辞典中去找合适的中国成语俗话。有时我去看他，他也会举出一句法文成语，问我有没有相当的中国成语。他这个办法，我也不以为然。我主张照原文原意译，宁可加个注，说明这个成语的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某一句成语。当然，他也不以为然。
1958年，我们都成为第五类分子（17），不便来往，彼此就不相闻问。不过，有一段时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她们俩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间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况。
1961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于是我又常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中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18），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19）。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1966年八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20）。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九月十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21），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雷逝世，其实我还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书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的了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他要把他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他的理想的人物。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22）。”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23），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24）。”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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